工商资本入农喜忧交加
■农业生产越来越呈现工业化特点■政府追着企业走，工商个体对企业爱恨交加，庞大的新型经营主体受制于政府和资本，散户自生自灭
■工商资本应走实业道路，不是到农村圈地
湖北省监利县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县，位于长江中游地区，古称“云梦泽”，也是我国水稻生产第一大县。
3月下旬，记者来到监利，看见的是一片繁忙春耕生产景象，工商资本、社会资金广泛进入农业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着巨大变化。
十五年前的3月，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称，“农民真苦，农村真穷，农业真危险”，中国“三农”问题进入各界关注视野。如今，原先的“三农”问题似乎不见了踪影。
但是，新的困惑却来了。“监利的育秧工厂发展得太快了！这些老板绝大多数都不是长期搞农业的，他们带着钱来，一下子就把土地流转费用推高了”，毛市镇一位家庭农场主告诉记者；华中科技大学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则担心，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资本下乡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一种“幻象”：农业有利可图。但是这种利根本上不来源于生产，如果政策变动或者政府引导方向发生变化，那么前期大量集中的土地不少势必“烂尾”，那么留给农民的、留给农村的、留给农业的，又会是什么？
资本下乡种地劲头依然十足
曾经开过酒厂、榨油厂、服装厂的杨永智前年回到监利县老家，辗转进入了农业领域。最开始做农资贸易，他的润田农资在当地做得有声有色，后来开始介入生产环节。
“做了4年农资，一直没有跟土地打交道，做农业应该让农业有些变化。”杨永智2013年开始下乡流转土地，修建育秧工厂，为周围农民提供育秧、插秧等全程机械化服务，成立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。
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有6个股东，其中3个是跟杨永智一样做农资的，另外还有学校教师和一个做农村电商的个体户。杨永智介绍，目前合作社仅育秧工厂就投入了400万到500万元。此外，合作社还流转了3000多亩土地，每年土地流转费的成本是160多万元。
像杨永智这样的育秧工厂和专业合作社，近两年在监利如同雨后春笋一般，数量激增。2013年全县育秧工厂11家，2014年增加到28家，今年春耕全县育秧工厂增加到43家。县农业局局长李家模表示，农业成为监利县的投资热门，全县吸引进入农业的社会资金多达3亿元。
一位农业口的干部说，这两年社会资金多了、闲了，也没有特别好的投资去处，所以大量涌入农业。
不仅杨永智这样曾经的工商个体户成了农村的“老板”，就连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甚至干部也投钱到农村搞土地流转、搞农业生产。
今年刚28岁的春雷是农业局下面以钱养事人员，他自己投资40万，与朋友合伙在农村流转2300多亩土地，水田种植水稻，旱田种植经济作物和林木。他说，10年以后，农村将面临无人种地的问题，虽然农村也在慢慢地自然流转，但是土地集中不够快，所以土地流转要先下手为强，不然等回过神时已经没有机会了。
除个体经营户、政府人员对农业感兴趣外，在监利真正下乡的“资本大鳄”是福娃集团。福娃集团在新沟镇等乡镇推出“公司＋农户＋基地”做法被总结为了“福娃模式”，在全国推广，成为湖北省尤其是监利县一块“金字招牌”。
据福娃集团介绍，目前已经流转了5000亩地，作为稻米深加工的基地，同时返聘了一些农民到基地“上班”。既得流转费、又拿工资，成为福娃集团为农民着想的主要措施，尽管只有极其少量的农民会在基地上打工挣钱。
记者在监利调研时，福娃集团正在新沟镇多个行政村搞土地流转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虽然目前流转进展不很顺利，但是有政府作后盾，预计最终不会有问题。
农业生产越来越呈现工业化特点
各种社会资金进入农村，给“贫”字打头的农业带去了看得见的变化：工业化经营模式，流水线生产方式，让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生产开始出现转变。
记者在杨永智的育秧工厂看到，鳞次栉比的集中育秧标准化大棚里，有的工人们正摆放秧盘，有的已经长出嫩绿嫩绿的秧苗。最忙的市场，56个秧棚20多个工人就可以满足。而这56个秧棚光早稻就能管五六千亩田。
“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了。过去人工插秧一天一人插一亩，人工费150元以上，现在一台插秧机一天能插20到30亩，每亩成本100元左右。”杨永智说。
在另一家叫边江垸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育秧工厂里，记者看到，催过芽的种子、泥土、肥料、药水、秧盘等经过一台机器后，出来的就是加工完整的秧盘，五个工人守住各自的岗位，流水线作业，快速而有序。
监利县农业局副局长李诗信说：“农业生产越来越呈现出工业化的特点，专业化、流水化、环节化，每个种植环节都出现了‘服务外包’”。他认为，中国的农村从生产方式上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，这里面有农村生产力自然发展的必然性，也有资本下乡在一定程度上的推动。
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升，主要在于专业合作社的发展。过去农村的农民合作社，总体而言是形式大于内容，而通过社会资本连接起来的农民组建的专业合作社，则发挥一些实际的作用。
福娃三丰水稻专业合作社是当地最大一家育秧工厂，目前拥有120多台农用机械和100多位农机手，以及30多位田间管理人员。他们去年不仅给当地水稻生产提供了育秧、插秧、田管、收割等服务，还远赴江苏给当地一家种子企业“管”了6000亩水稻。
合作社理事长周振涛说，合作社将有资金、有农机、有技术、有土地的人集合了起来，在整个生产链上，从农资的成本控制上，到生产的标准化，再到田间管理上，最后到收割，甚至销售，基本都能实现资源整合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、缩减劳动时间和提升销售议价能力的目标，最后实现增收目的。
工商资本入农是喜是忧？
不过，面对资本对农业的热情，很多人保持审慎观望，甚至反对的态度。
首先来自于农村逐渐兴起的新型经营主体。相对于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，他们没有资金上的优势，生产和经营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。
毛市镇一位家庭农场主告诉记者，监利的育秧工厂发展得太快了！这些老板绝大多数都不是长期搞农业的，他们带着钱来，一下子就把土地流转费用推高了！
他说，农村自然的土地流转主要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亲戚间的帮忙，一种是邻里间的低价流转。他30多亩土地，原本在隔壁村流转了100亩土地，一般价格就300元到400元一亩，但是企业进来后给的价格是700元、800元一亩，我们给不了那么高的价格，只能把地“让”给了企业。
这位家庭农场主认为，原本农村土地是一种自然集中，但是企业和城市个体户下乡后，土地出现快速集中，这里既有一些“中间农民”（一边种、一边打工的农民）把土地流转给企业，也有政府和企业强力主导的流转。“我觉得这对农业来说很危险！说这个话，不单单是因为我的利益受到影响。”
工业化生产模式，相较于传统的精耕细作，虽然更快捷，但是并不见得效率最高，因为前者单产往往不及后者。新沟镇横台村种粮大户王建军说，完全“外包服务”出去的水稻亩产平均比农户精耕细作的要低10%左右，在监利这样水稻大县就是每亩地要少收100斤左右粮食。“我们的农业是不是就不要精耕细作了？这是我比较困惑的地方。”
其次是政府惠农政策大多倾斜于企业项目。贺雪峰说，政策追逐资本是两厢需要。农业一直是分散经营的行业，难见政绩，这也就是当前不少纯农业县力主资本下乡的原因。“农业生产是个风险很大的行业，而且周期长，企业下乡种地，尤其是生产粮食，那是百分之百亏本生意。之所以还有那么高的热情，这其中有政策的因素。”
记者了解到，监利近两年推出了“项目跟着流转走”的新做法，也即各条战线的支农惠农项目跟着流转走。以福娃集团为例，仅国土部门的土地整理项目，该企业就拿到了4500万元的政府补贴。
杨永智的育秧工厂去年也拿到了35万元建设补贴、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33万元等等，测土配方项目的资金有但是还没有到账。
贺雪峰担心，如果政策变动或者政府引导方向发生变化，那么前期大量集中的土地不少势必“烂尾”，那么留给农民的、留给农村的、留给农业的，又会是什么？
以监利管窥农村生产经营主体会发现，经营主体的高低分层日趋明显，大企业在上，工商个体居中，新型经营主体在下，散户农民垫底，他们形成了不同于任何以前的生态系统：政府追着企业走，工商个体对企业爱恨交加，庞大的新型经营主体则受制于强势的政府和资本，散户则自生自灭。
贺雪峰认为，对资本下乡的态度应当非常审慎，要回到中国国情上来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业。
他认为有三个根本目标，粮食安全、农民从农业中收益和农村稳定。在当下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调整中，农村发生着自然的变化，比如土地有序地自然集中，形成了一批劳动在农村、收入在农村、社会关系在农村的“中农”阶层，也就是新型经营主体，他们对于农村治理结构就是一种稳定器。资本把他们击垮了，农村的各种社会功能谁来承载？
有“三农”问题专家提出，工商资本并非碰不得农业，而是应当发挥其所长，做长做强农产品产业链，强化农产品精深加工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，走实业道路，而不是到农村圈地、种地。LW
《瞭望》2015年第15期